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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交易碳强度与总量控制衔接是关键流量

发布时间:2019-11-20 18:17:17 阅读: 来源:毛垫厂家

碳交易:“碳强度”与“总量控制”衔接是关键

不久前,我国首次将“降低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这一说法向世界提出。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日也在北大作演讲时提到,碳配额和减排融资,将是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不承担国际减排量的前提下,如何通过市场机制,将减排工作与碳市场对接,关键要看相对的“碳强度”与绝对的“总量控制”指标如何实现“无缝链接”。

总量控制是碳交易的前提

“相对的碳强度指标与绝对总量这个‘帽子’(cap)不完全一样,国内如何实现碳交易,关键看这两个指标如何衔接。”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CDM项目管理中心主任杨宏伟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考虑到人均排放、历史排放等因素,中国仍处在工业化中期,“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决定了,中国只能通过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降低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来实现减排目标,而不可能承担绝对减排量。

由于不承诺具体减排指标,没有总量控制便难以创造出排放的稀缺性,国内碳市场因此难以形成。相应地,合理的碳价格信号便无法释放出来引导国内减排。

于是,设计出一种既能维护中国发展权利,又可以引入市场机制激活国内碳市场的制度,成为国内一些环境类交易所的新尝试。

目前,国际上主要有两种碳交易操作模式:强制性碳交易与自愿性碳交易。

强制碳交易主要以国家或政府为主导,参与主体必须参加交易,且受法律约束。其中最大一类是《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欧盟碳交易体系,即在总量控制下进行碳交易。

“欧洲2008年期货碳市场成交28亿吨,今年估计会达到50~60亿吨。”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全球副总裁黄杰夫说。

而自愿性碳交易,是在当前使用较为模糊的一个词汇,和CDM的CER类似,但不用作履行强制性减排协议的碳额度被普遍称作VER。

但实际上,自愿碳交易的概念应为:参与碳交易的主体是因为“自愿”的动机聚集在一起,而一旦通过协商的方式共同承认了固定时间段内的减排目标,那么这些碳交易主体便必须履行一定的协议去实现该目标。简而言之,即加入时可自愿,执行时需履约。

类似的自愿碳交易市场,典型的在美国。1997年,美国虽然退出了《京都议定书》,但随后在其内部的14个州,通过自设总量的方式,形成了局部的碳市场。从2003年开始,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从13家会员发展到目前的460家会员,这些企业的排放总量达到6亿吨,已经超过了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的排放总量。

“自设总量”成天津试点的方向

近日,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与芝加哥全球气候交易所一起,在中国开始了类似试点。交易所目前已收到28家大型排放类企业递交的意向函,要求加入“企业自愿减排联合行动”。这28家企业包括中石油、摩托罗拉、远大空调等公司。据悉,这些企业将与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一道,共同研究设计确定包括治理、核证、市场宗旨、涉及的排放物、基准线、抵扣、减排安排等内容在内的文件。

“无论是水泥行业还是钢铁行业,大家坐在一起,把自己的排放量拿出来,设计一个指标,这个指标要适合企业发展,企业以自愿原则参与,但加入后就需按照有法律效益的合约进行交易。”黄杰夫说。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决定了,正在工业化中期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采纳绝对的总量控制。虽然中国在国际上不承担总量限额,但企业通过协议方式自设限额,创造出排放权的稀缺性,再通过配额买卖的方式,使拥有多余配额的企业将指标卖给配额不足的企业,这是交易的前提。

黄杰夫建议,中国可以在“十二五”期间,通过合理的方式试验性地对碳强度量进行“限额”,或对碳的增长率设定指标。目前中国政府将节能指标分配到各省和各个企业,就是一个可供参照的方法。

这种局部的“总量控制”,怎样才能不与国家不承诺绝对减排量的立场相矛盾?黄杰夫给出的药方是,给企业二氧化碳的增量部分戴一个帽子(cap),不给试点企业一个绝对碳排放额度的限制,而是在企业每年增长的碳排放额中拿出一部分,来形成总量限额。这样做的好处是,既保证了企业的排放空间,又减缓了企业的排放速度,并且运用市场机制形成了正向激励企业减排的格局。

对于黄杰夫开出的药方,杨宏伟认为,因为总量等于增量加上存量,所以控制了增量,实际上就是控制了总量。例如,《京都议定书》规定,冰岛虽然可以增排10%,但是规定了可以增加排放的量级,实际上也是对总量进行了控制,“因为你无法再增加排放到11%了”。作为试点,这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法。

如何确定试点推广范围

国内自愿碳减排交易需要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天津28家企业的试点经验,多大程度上可以在全国复制。如果碳市场无法达到3亿吨以上的规模,交易对碳减排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由此引出的问题便是,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是一个相对概念,是不断变动的,而局部的总量控制,却必须是一个绝对指标。二者如果不能实现“无缝链接”,天津的试点便很难推广到全国。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梁猛认为,无论是单位GDP能耗,还是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都是一个相对概念,是无法成为“绝对限额”来指导交易的。因此,相对指标必须在勘定边界成为“局部的绝对指标”后,才具备交易的条件。

杨宏伟认为,比较可行的“划界”方式是,可以参照“十一五”期间国家节能减排的做法,先将碳强度指标分配到省份,在省内某些行业中细化这个指标。

以省份为单位划分的好处是,省级行政部门可以结合行政手段,更加有效率地来达成这个目标。减排指标在省内行业划分,也不会使资源流到外省,因此阻力较小。

另一种“划界”的方式是,将碳强度指标在大型企业集团内部划分。例如,针对大型电力集团,就可以采取这样的方法。在同一集团内部,将排放限额下放到不同的电厂,排放高的企业如果将指标用尽,便需要向低排放的电厂购买剩余指标,以此形成带有激励性质的局部碳市场。这样划分的好处是,交易在集团内部进行,并没有改变集团的“利益格局”,因此较容易操作。

杨宏伟强调,中国之所以没有在国际上承诺减排量,而是使用碳强度这一概念,就是因为我们要掌握“划界”的权力。掌握了游戏规则的制定权,也就掌握了维护国家发展的权力。

虽然天津的试点工作刚刚开始,具体的游戏规则仍未制定,但在黄杰夫看来,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刚刚成立之时,只有13家企业参与其中,无论地区也好,行业也罢,只要大方向确定了,游戏规则本质上是一样的。“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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