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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积极介入世界粮食市场

发布时间:2021-02-22 15:47:12 阅读: 来源:毛垫厂家

中国应积极介入世界粮食市场

关于粮食政策的讨论日趋激烈,而其中的混乱逻辑正在日益展露出来。反对取消耕地红线的人,所考虑的主要是粮食安全问题。例如,日前针对“金融四十人论坛”所提出的关于放弃土地红线的建议,一位社科院的农业政策专家就写下了这样的话:“中国的粮食总产量接近5.9亿吨,全球的交易额是3亿吨,如果中国出现粮食短缺的情况,恐怕全球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而如果全球出现粮食危机,各国首先要保障的必然是本国的粮食安全,限制出口。”(张晓山:《放弃土地红线吗?》,载于《时代周报》2013年7月18日;以下简称“张文”)这位作者可能说出了不少人的心里话。那么好吧,本期就来重点谈谈粮食安全问题。  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毫无疑问。“安全”意味着粮食供应在数量上要充足,在时间上要连续和稳定。我国目前的做法是:从各方面提供政策支持,最大限度地追求粮食产量,尽可能保证粮食自给自足;而18亿亩土地红线的含义是,这是确保基本口粮的底线,退到这一步,再也不能后退了。笔者认为,撇开其他方面不谈,单就确保粮食安全而言,这样的政策恰恰是十分不利的。  上述政策意味着,除非迫不得已,我们不到国际市场上去采购粮食。然而,要问的是,如果老是这样目光向内,假如真有这么一天,国内发生了自然灾害,以致我们不得不大规模进口粮食的时候,国际市场上有那么多的粮食吗?张文也谈到了这一点。然而,就在这个地方,逻辑错误发生了:既然国际市场规模小,那么就要转向国内。这是许多人的想法。可是,有没有考虑过,既然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是否应当设法主动地扩张国际市场的规模呢?我们通过有意识地、连续地、有计划地采购,来引导全球种植者开垦闲置(实际上大量存在的)土地,逐年地扩大粮食生产,从而预先为我国粮食消费的增长或者其他不测事件作出准备,预留空间;这样一来,我国的粮食供应是不是就会变得更安全呢?  电视剧《大宅门》曾经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百草厅的主管们需要在安国药市采购大量的黄连,为此,在开市的当日,他们先以高价作出了少量采购。消息传开,各地的黄连源源不断地向安国聚集,结果,在闭市的那一天,黄连价格大跌,于是百草厅以低成本顺利地完成了全部进货。这个近代的故事告诉我们,为了保证某一种物品的供应,光躲在家里犯愁是没有用的,那是小农意识。我们要有广阔的视野,只有放眼全球,立足长远,未雨绸缪,主动出击,才能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安排妥帖。  笔者认为,我们不仅要吃外国的粮食,而且,从现在起,还要适度优先地吃进口粮。越是平时,越是没有灾难和危机的时候,我们就越发要吃外国的粮食。我们不仅要向各农业大国采购,还要分散地向各大洲有特色的小国采购。我们不仅要吃外国粮,还要多存储外国粮,要树立我国进口商在外国卖家面前的良好信誉,使外国农民放心地为我们种粮食,并为此制订长远的生产计划。这是对外汇的最为正当和有益的使用。因此而闲置下来的土地,一部分可以拿来供应城市化,一部分可以拿来恢复生态,余下来的则作为轮休耕地,以供后备之用。只有这样,当危机或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才有广阔的回旋余地。届时,如果危机是由国内因素引起的,我们则可以扩大进口;如果危机来自于外国供应者,我们则既可以选择更换外国供应商和生产国,又可以选择扩大国内种植面积。如此既可进,亦可退,这才称得上“安全”。  18亿亩红线为什么很荒谬呢?因为这个政策实际上是要把主动权交到外国人手上。它要首先把国内的生产潜力发挥得满满当当,一点儿余地不留,尽量不给国际社会“添麻烦”。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国内发生粮食危机,我们就只有仰仗外国人了;而国际市场供应不足,国内又无法扩产,我们就有可能立即陷于绝境之中,麻烦就大了。一种方法是动员别人,把余地留给自己;另一种方法是动员自己,把余地留给别人;哪种方法更安全,不是一目了然吗?   现行的政策实际上暗含着一个前提:粮食如果要出问题的话,问题将出在国际上,因此,只有优先立足于国内生产,才能安全。可是,客观地看,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粮食生产都是可能发生灾难和危机的,我们不能认为,中国农业发生歉收的可能性比外国要小。吃他国的余粮固然有风险,固然可能不那么稳定,可是,采购点多了,分散了,相互调剂余缺,供应反而会稳定下来。归根到底,全世界都给我们供应粮食,比之我们只吃自己的粮食,安全性将会大大地提高。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  本栏目在前文中已经论及,所谓“自给自足”的粮食政策,主要是在当年冷战条件下由于缺乏外汇而实行的一种迫不得已的政策。陈云先生提出的“无粮不稳”、“要高度重视粮食生产”的政策,主要也应当理解为针对“大跃进”时期不顾基本产业比例关系而片面追求工业化的荒唐做法而讲的,其意在强调要尊重经济规律,而不是把主观意志强加给经济现实,违背规律行事。目前实行的强行维护耕地数量和片面追求粮食产量的政策,已经让我国农业逐渐脱离了正常的成本收益核算、脱离了国际国内大市场而日益“孤岛化”。国家财政和整个经济体系每天都在为这一政策付出重大代价,而该政策却正在给我国经济带来越来越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这种政策的代价变得过大以致国家不能承受的时候,或者政策制订者有一天幡然醒悟因而改弦更张的时候,由于积弊过深,国内的农业系统有可能突然发生紊乱,以致粮食生产有可能骤然缩减。  18亿亩耕地红线还给领导人和广大国民传递了这样一种错误信息:只要守住它,吃饭问题就是高枕无忧的。当真正的大灾难降临在我们头上时,我们将发现,这条红线什么也保证不了,它无法保证每个国民有基本的口粮,任何政府都没有能力使这种如意算盘变为现实;而真正有助于抵抗灾难的得力措施却会因为诸如此类的政策而遭到忽视,或者只有在灾难过后才会被想起。  对农业的补贴和粮食储备都是必要的,不过,这些措施要建立在自然的市场机制的基础之上,并且要有成本核算,要将之控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可是,目前的情况是,似乎很少有人认识到我国的远期粮食消费量将会在当前产量的基础上翻一番。连这样的基本认识都没有,又怎么能够谈到后续的、高端的政策设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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